而在座的都不是笨蛋,自然清楚,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,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,只要是资本主义生产,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。
“我现在用的还是祖母的刀具,已经有120年了。如果资本生产的商品都用这么久,资本就垮台了。资本喜欢生产的是容易损坏,必须快速更新的产品。市场的作用就是推动你加快消费。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。”
听到大卫·哈维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,大家会心一笑,这让原本压抑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。
接下来,大卫·哈维继续旁征博引,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讲到价值实现,从消费讲到分配,从分配讲到资本增值和再生产。
最后,他说:“很多人说,大卫·哈维是一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。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一下,这里所谓执着,我认为不是说信仰,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。我一直坚持认为,马克思主义理论施用于全世界,面对各种问题,无往不通。所以,回到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上,我的回答是,中国并没有任何特殊性。因为你们也开汽车,也有银行,也有酒店,也有工厂。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,怎么工作的?这些是同一种资本发展的不同方式,本质的逻辑是一样的。”
当傅松给哈维翻译完后,不得不佩服他理论运用的扎实性与熟练性,更对他演讲的艺术性而击节叹赏。
刚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,在场的人都知道,傅松相信哈维更清楚,他整个回答只字不提主观看法,却用《资本论》的理论,给出了明确的答案——中国没有任何特殊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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